“自由如风”“公平竞争”? 外卖骑手的流动人生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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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• 来源:伦之

(原标题:胶水里游泳:外卖骑手的流动人生)

对骑手们来说,无论是都市的车流与生活,还是行业晋升的路径,一切看起来并不难汇入,但当他们真正想畅游其中,却面临着种种看得见看不见的阻滞。他们更像在胶水里游泳,确是顺着大流向前游去的,却又有使不上劲的气闷和无力。

车轮之上时刻流动的人生,是自由如风,也是东奔西走;是多劳多得,也是无依无着;是来去潇洒,也是不可久留。

饿了么星巴克专送骑手合照,张淑芬(右一)、张建文(右二)、王大民(右三)、刘茂国(左二),因为天寒,到星巴克店里等单。

我本以为能够自由如风

当被问及选择这一职业的原因时,大多数外卖骑手提到了一个词,“自由”。

李明凯厌倦了保安死水般的生活,想要骑着电驴,在这个城市四处转转,“不那么闷得慌“。

张淑芬说,这个工作很自由,饿了么没有基本工资,“送多少挣多少,送一单就有一单的钱”。

张淑芬的丈夫张建文说,他看重的是骑手那种包含了”公平竞争”的自由。自由抢单,多劳多得,疲倦却有满足感。

美团点评研究院以3.8万个骑手作为样本得出的《2018年外卖骑手群体研究报告》(下简称《报告》)表明,有42%的骑手认为,高收入比稳定更重要;上班时间灵活、自由是骑手们选择做美团外卖骑手最重要的原因(32%)。作为车轮之上的大军,这的确是一份时刻“流动着”的职业,时间灵活,地点无定,鲜有与领导或同事之间的龃龉,机会平等地在每个人的手中流转。然而享受“自由“之路,似乎依然是屏障重重。

众包骑手在路边刷单

流动意味着极快的速度,交通就是个大问题。从物流转行到外卖行业的孙站长说,外卖是最强调时效的,“从下单到送达,只有30分钟,有的商家备餐就花了20分钟,这样留给骑手只有10分钟。”在这10分钟的倒数里,谁也不能短暂变身摩西,劈波跨海而来,只能在北京胶水般的车流里游泳。骑手刘茂国说,在路上,他脑子里只有两个念头:“一个不闯红灯,一个不逆行”,反复默念,是提醒也是安慰。有时候路上堵了,急得跺脚也没用。“我们拿到手要多少时间,送单路上要多少时间,遇到红灯要多少时间,都是时间。”盘算来,盘算去,也只能眼巴巴地等。骑手贡清平也无奈地说:“网上总说骑手冲红灯啊,破坏交通啊,但老老实实根本挣不到钱啊,一个小时送20块钱,一天才赚多少钱?”

沿途的风景,要么被宽帽檐遮住,要么在前进中被拉成线流。手机支架和蓝牙耳机几乎是骑手的标配。

速度快了,遭司机和网友责骂,但速度慢了,又惹顾客生气,被投诉是要扣钱的,还会被平台减少抢“优质单”的机会,所以顾客的态度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一位骑手一天的悲欢。比起距离和交通的壁障,人心的壁障似乎更难被打破。

“堵在路上的时候心里就慌,就怕顾客投诉咱。有的人知道我们难,但有的人不知道。”这些“不知难”的顾客,总是成为外卖骑手们交流的话题。当被问起这个话题时,再寡言的骑手也有一肚子话要说。

当被门禁阻拦,骑手没了车,就像骑兵没了马,只能穿戴着厚重的的防风服和护膝,穿越铁门,笨拙地奔跑赶去满足顾客送餐到楼的要求;当承受无名火,单向的评价体系总是让人很无力,除了忍受没别的办法;当几个单压在手里,统筹就成了一门大学问,察觉到自己被“忽视“的顾客常有不满。

李明凯有一次急着去送药,顾客久等不至,他就直接把餐搁在了楼下。“完了她可能不高兴吧,反手给我一个投诉。”他24岁,笑起来眉毛眼睛鼻子都很用力地挤在一起。那次他从纸袋上看出,那个单子是一位妈妈给孩子订的退烧药。他不可能和顾客说,后面还有孩子发着烧等着我送药呢,“这是我自己的事。”

从接到单子到送达,骑手和顾客们建立了一段短暂而浅薄的缘分,它太短了,以至于很多的解释和理解来不及也不值得发生。“我有时候也挺委屈的,为什么我能理解别人,别人不能理解我呢?”他苦笑 。

所以,大而陌生的城市,再微小的善意也让人珍惜。王大民一段颇“甜蜜”的回忆,一位女士因为填错了地址无法取餐,把一个大蛋糕送给了他。“她就说你自己吃了吧,我说把钱给她,她非不要。”再多的抱怨讲到最后,似乎都有这么一句感叹“总还是好人多。”

短暂而流动的相逢中,仍有片刻的温暖令人动容。

北京,北京

从一个配餐点到另一个配餐点,从家乡到另一个城市,骑手在经历工作奔波的同时,也在进行个体生命的迁移。《报告》显示,一线城市的外卖骑手,有90%都来自外地。

“我们这啊,五湖四海都有,安徽的河南的东北的……”刘茂国从河南来到北京,今年是第三个年头了。刘茂国原来务农,“河南那边人多,我家地少,只有出来打工。”老乡跟他说北京做骑手很赚,于是他来了,后来索性把妻儿也接来。他一年回两趟家:家里的田还种着,插秧的时候回去一趟,收割的时候回去一趟。

王大民以前在山西老家做点小本生意,生意不好做,辗转去深圳,又漂到北京。他和刘茂国、张建文夫妇一直在一个饿了么团队里,关系很好,经常聊聊家常,发现五湖四海流到北京这个大城市的人,悲喜也都是相通的。

居长安,大不易。王大民算了一笔账:“房子一个月得一千多,还没算水电。”张家夫妇也有自己的账要算:“冬天要来了,4个月暖气费得2000。平日里吃喝拉撒也都是钱。”

每一个骑手都在算着自己的账。给自己放假显然太过奢侈,就连生病也是万万不敢。干外卖配送这行流动性极强,没有社会保障金,除去一份每天三块的意外险,他们很多人赤条条无屏障地在车流中穿梭。

可他们实际上并不是赤条条的一个人,《报告》显示起码过半的骑手“上有老下有小”,他们刚来北京的时候,可都打着“在北京赚钱,在老家花钱”的如意算盘。王大民的儿子明年高三,他没时间陪他。“不可能陪在身边,我们要赚钱攒钱”,他只能偶尔跟孩子视频通话。

也有人硬不下心肠。张淑芬曾把小女儿接来北京半年,无奈号称高质量的北京学校每天早早放学,本地孩子都去上补习班,她却给不了孩子同样的条件。“那时候她的成绩刷刷刷地往下掉,我一看这不行啊,赶忙给整回去了。”“整回去”的结果是,每逢孩子们放假,张淑芬就停工坐上五个小时的大巴,奔袭五六百里回家。但其实也只是陪着他们写写作业——初中学历的张淑芬小学作业还能应付,就是英语作业有些吃力。

比起中年骑手的首鼠两端,年轻的骑手没那么多牵挂。24岁的李明凯是河北人,当他离开家乡那个小县城时,父母觉得他异想天开。但李明凯并不甘心,他形容在家乡工厂里拿着三千块工资生活,“一眼能望到头”。2016年5月,李明凯独自一人踏上了北京的土地,接过美团外卖的招工传单,穿上了那身黄色制服。也不是没回过家,但女朋友黄了,他呆不住,又回到北京,重拾外卖配送的工作。现在,父母似乎开始理解他的“远走高飞”,但他还是不好意思跟父母说想留在北京,在这里成家,“现在讲这个,太好高骛远了。”这位圆脸男孩皱起眉眼,不好意思地笑了。

但无论年老年少,一样的是,他们从老家漂到北京,每一天都扑在工作上,休息娱乐也不敢大张旗鼓。刘茂国不喝酒,他说干这行的人不能喝酒。王大民常和老乡聚一聚,喝喝茶,但都安排在家里。“在外面得耗钱啊,咱的钱哪里够耗。” 他们最熟悉的可能还是天天穿行的小区楼宇,刘茂国没去过故宫和长城,本打算离开北京的时候去转转,但觉得“到那时候恐怕也不想转了,说白了就是舍不得花钱。”

王大民在等单

不只是物质上的不安,他们也是精神层面的漂泊者。贡清平一开口就知道他是广东人。从南到北跨越大半个中国,独特的乡音成了一种念想。“我在商场听到白话(粤语)的时候,我真的好想上去和他打招呼啊。我一下就听出来了,真的好亲切啊。”但他不敢,只是放慢了脚步,多听一会儿。

社会融合是一个缓慢的过程,他们离开了家乡,但是隔屏相望的亲人,根深蒂固的乡音、分外狭窄的交际圈,则不断提醒着,他们离北京的距离,或许不止车票上的几百公里。他们并不属于北京,不是归人,只是过客。

式微式微,胡不归?

除了完成城市间的迁徙,在这个行业,骑手也都在流动,似乎也没有人真正在长久地停留。

王金成为站长后,他评论手下员工时变得谨慎和圆滑:“对谁的印象都无所谓深浅。”但要有个“深浅”,本身的确是一种苛求,他这个铁打营盘里的司令,手下多是流水的兵。站里基本不招四五十岁的骑手,虽然也有干上两三年的“老人”,骑手的平均职业寿命不足半年,“一个月平均得入离职十个人。”

《报告》显示,骑手择业因素偏好最重“工作收入高“和”未来发展好“。可有如悖论一般,骑手这个职业实际上并不满足这些要求,很多骑手对这一点了然于胸,所以他们在跳板崩塌前选择离场。

这两年,外卖平台的补贴红利逐渐消退,骑手的收入呈现断崖式跳水,美团全职骑手2018年的平均月薪在6000到8000元。“前两年的确能挣一万多,现在吧,六七千也困难。”张建文掰着手指头,一单一单地算,一天一天地算。

而骑手的“职业天花板“似乎就在头顶,从骑手到站长助理到站长,即使是小小一阶,也需要天时地利人和——除了靠自己的业务水平,还要倚仗外包公司扩张站点的能力。

“站长年轻人多,像我们这个年纪的,再熬五年也还是这样。”张建文说,旁边的王大民和刘茂国也附和,“但只能走一步看一步吧,毕竟还得吃饭不是。”他们不是没想过离开。三个人不过40出头的年纪,早没了小伙子骑电动车飞驰那份勇猛,不规律的饮食也正在摧毁他们的胃。北京十月,38岁的贡清平已经戴上了冬天用的厚护膝。

(下班后的骑手在街边买晚餐)

年轻人还是想去更广阔的世界闯一闯。李明凯已经给自己定好了辞职计划。“做骑手就是想要挣钱,挣个七、八万吧。”骑手这份职业之于李明凯,是完成初始资本积累的跳板。九点多能回到北四环外的宿舍,如果不累,李明凯会学一会儿英语。他尝试提高自己停留在初中水平的英语,因为他想学“互联网的东西,软件这一块的”。李明凯的床头还堆着一些关于互联网销售思维的书,但也没有什么时间看,只是在等单空隙刷刷互联网相关的新闻。

骑手都像是地震来临前直觉敏锐的动物,尽管看不见行业的全盘走势,只见到自己身上细微的变化,但的确窥中了一些端倪。高盛发布的《中国在人工智能领域的崛起》里提到,因为AI技术的场景化成熟运用,美团的订单平均配送时长从2015年的38分钟缩减为2017年的28分钟。但无论人工智能如何优化,商家的做餐时间和道路的通畅程度都是无法控制的,送餐时间的减缩在某种意义上降低了骑手送餐的容错率,也提高了他们的压力,因为一旦迟到颗粒无收。“系统给的配送时间特别短,但考核又特别严,骑手的压力特别大,不少骑手因为这个离职。”王金在和离职员工的沟通中总结出了骑手流动性大的一个原因。

除此以外,2017年9月,饿了么推出挂载最轻外卖箱的无人机E7,同年10月,饿了么打造出的中国首个外卖机器人“万小饿”完成首单配送,饿了么也直接提出未来物流战略三阶段:智能调度——人机配送——无人配送。尽管离完全的人工智能化还有不短的时间,但现在骑手的送餐路线基本受智能系统的调配,或许智能系统本身需要的就是能完成送餐路线的轮子而已,只是因为技术的未成熟,一具具血肉之躯才仍有着用武之地。骑手好像一个符号,和传统职业不同,年龄和经验并不是保值增值的筹码,反而新鲜血液更能适配职业的要求。一个不要求个体稳定性的行业,员工也心知肚明地不奢求稳定的留守。

“离开的要么直接转行,不再做整天骑着电动车上街的职业,要么就回老家了,当然也有转去做众包骑手的,考核压力没那么大,等于兼职赚点钱。”在员工离职的两三个月后,王金都要按规定打电话回访。站里还留着的一些小年轻,入职三四个月就当上了“单王“,正摩拳擦掌,渴望一步步往上走。站长往上是主管,再往上是区域主管,再往上是区域经理,然后再是城市负责人,可是王金已经没有很强的晋升欲望了。

大约一年前,赖于直营转外包站点增加的机遇,王金从原来的直营骑手兼站长助理变成了小区站点的站长。而从站长到主管,需要有学历、数据分析能力和管理能力,不是靠“兄弟们支持”就行得通的。“有合适的工作也会跳槽,打算在北京再奋斗三年就回去自己做点生意,不会留在北京。”

美团在开早会,站长讲话,骑手喊口号,站长助理在拍照录像

在大城市里,骑手这个日夜奔跑不停的职业,已经成了许多流动人口对现代城市生活的一个试探触点。在几个月到小几年的时间里,他们拿到了比在家乡工作高的收入,然后抽身离开,有的深入城市森林,有的激流勇退回归故乡。

(受访者皆为化名)

新闻采写及摄影:邓海滢、葛书润、林子璐

指导老师:方洁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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